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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司令部就驻在泾县的云岭地区，军政治部、东南局、皖南特委、教导总队等机关，也分别驻在这个地区的汤村、丁家山、白果树、中村等地。

　　我是随军北上抗日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亲身经历了皖南事变，曾在战场上被俘，而在押赴上饶集中营的途中，挣脱虎口，历尽艰险，最后终于和党取得了联系，回到了党的怀抱。

　　泾太县委驻在中村，靠近汤村，我因常去军政治部汇报工作，和袁国平、黄诚等负责接触较多，从他们多次对我县工作的指示来看，军部在北移问题上确实是举棋不定的。

　　记得在一九四0年秋，日寇向我军部所在地云岭地区进攻时，皖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通知我县委，紧急动员群众运送木料到云岭两边的山头上，协助部队修筑工事，力求坚实牢固，准备对敌打阵地战。当时我们动员了大批民工，夜以继日地从事这一工作，但是军部有些领导人对尚抱有幻想，迟迟未作行动。

　　以后特委李步新又通知我，准备在皖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拟将泾县、石台、太平、青阳四县划为一个游击区，要我担任县委书记，并调来军事干部尹德光任我县县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以加强训练从各地区挑选来的地方武装人员。

　　一九四0年下半年，东南局、新四军军部和皖南特委，在丁家山联合召开了一次地方区委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东南局负责人曾山、新四军军部代表梁朴、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等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讲话的总精神是：反动派一心要挑起内战，在全国各地正加紧与我们搞磨擦，因此党中央决定，新四军要准备北撤，地方干部凡已暴露身份的都要撤离，尚未公开身份的则留下坚持斗争，要筹建二线地下党组织，还指示我们要做好军属安置、粮草供应、补充兵源等工作。

　　最后，曾山还要求在三天内完成这些任务。他们的讲话使我认识到了马上就要来临的斗争是严酷的。

　　根据这些指示，泾太县委当即召开区、乡千部会议。进行动员布置，并研究干部的去留名单。正在开会时，曾山又来到会场，向到会作了简短的讲话，要我们迅速做好撤退工作，鼓励我们要依靠群众，更好地发挥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的作用，为部队转移做好后勤工作。曾山的讲话，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达成目标的紧迫感。

　　会议一结束，我们就不分昼夜地连干了三天三夜，基本上完成了上述任务，并筹建了二线地下党组织，将未暴露身份的地方党员转入了地下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或者暂作必要的转移。

　　我和县委组织部长胡照汉，宣传部长徐建新以及包合区的徐承立，云岭区的张树人，水南区的杨玉书等十几个区委书记，由于身份早已公开，特委确定我们在部队北撤时，随教导总队行动。

　　我们以为一切布置就绪，只是待命行动了。哪知， 一直等到年底，才接到通知，而且行动路线也改变了。原定从铜陵、繁昌过江，这时改为向苏南方向走，分批撤退；而当一千多人撤到苏南溧阳地区时，又说不走这条路了，并令一些人重返皖南，这就造成了混乱。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通知我县委，凡随军撤离的地方干部，立即到中村集合，准备行动。

　　当地群众闻讯赶来，为我们送行，们情不自禁地唱起：《别了，三年的皖南!》满怀深情地向乡亲们告别，军民之间难舍难分的情景，催人泪下。傍晚时分，接到行军命令，我们跟着教导总队一千多人，向东南的茂林方向进发。

　　这天夜里，雨雪交加，朔风凛冽，我们踏着泥泞的田埂，狭窄的山路，钻进了无边无际的群山之中……

　　茂林这一带，我亲朋多，地方熟。从一个在邮政所做事的朋友那里，我得到一个消息：顽固派从江苏调来美式装备的七十四师，正向我们这一地区急行而来；又听说另外的地方也有几路军，日夜兼程，开赴泾(县)旌(德)方向。

　　由于我们在茂林休息了一天，又给跑步赶到丕岭一带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仅从容作好了部署，而且挖好了工事，以逸代劳地拦截我们。

　　第三天晚上，大雨滂沱，我们开始行军不久，就和敌人遭遇了。刹时间，枪炮声大作。敌人凭借修筑的工事和险要的地势，使我们发动的几次冲锋，都被堵了回来。部队伤亡很大，需要补充人员，于是地方干部中年轻力壮的都上了阵地，我县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也都补充上去了。

　　由于我军是仓促应战，加上对敌情不甚了解，所以战斗打响后，部队就感到被动。我带领的一、二十个干部，虽未配备武器，但一直紧跟着部队行动，扛弹药、挖工事、抬担架、抢救伤员。我们在大雨中与敌人鏖战了一夜。

　　天亮后，在丕岭脚下一个村子里，我接到李步新通知，要我立即去见他。见面后，李步新心情沉重地对我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事态的变化和发展，很难预料，你们地方干部要随机应变，不一定跟着部队，你对这里的地形熟，要想尽一切办法带着大家冲出去。接着，他给了我一叠钞票，叫我们分开带在身上——这就是发来的六万元军饷中分发后剩下的一笔钱。

　　我把钱分给了们，每人都有百把几十元，衣服里夹的，裤带里卷的都是。随后，我带领大家寻找脱险的出路。当时炮火连天，杀声震野，我们来回转战在高岭、高坦、丕岭之间，在敌人逐渐缩小的包围圈里，混战了两天，始终未能冲出。

　　仗打得很激烈、残酷。但是终因敌我兵力悬殊太大，加之地形对我不利，战斗的劣势是没有办法挽回了。

　　后来，我们跑到了东流山下。东流山象座顶天立地的屏障，周围都是崇山峻岭。敌人象蚂蚁一样，黑压压地从四周向这里猛攻，我们的部队被压缩在东流山下的石井坑里，大部队无法展开，情况十分危急。

　　忽听山上有军号声，我们寻声而上，在一个山岗上，看到叶挺军长正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原来，项英在混战几天后，和袁国平、周子昆等带领少数人离开了指挥部，不知去向。

　　叶军长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中央随即电令军长叶挺，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同时中央又电令部队分散突围，设法保存骨干力量。叶军长十分威武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宣读中央电令后，慷慨激昂地讲着话，他说：我们现在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唯一的出路，只有从四面八方一起突围!他号召全军，要不顾一切牺牲冲出去，能冲出多少就冲出多少，冲出去就是胜利!

　　这时，敌人的攻击更加猛烈，我们发起的突围冲锋，也异常顽强。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机象泼雨般洒来，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子弹打光了，有的战士抱住敌人滚下万丈深崖，有的则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

　　为了冲出虎口，我军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想突破东流山附近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但终因敌人火力太猛，我军人数少，弹药也将打完，冲杀了一夜，牺牲了很多，还是没能冲出去，部队被全部打散。

　　密密麻麻的敌人展开扇面队形，逐山逐林地象篦子样搜捕我们，有时还放火烧山使我们没办法藏身。为摆脱敌人的搜捕，我和四、五个一起，时而隐蔽于密林，时而匍匐于乱崖，寻觅着突围的出路。

　　当我们转过一个山腰，又钻进一个密林时，忽然惊喜地发现李步新也在那里，他腰部中弹，负了重伤，躺在杂草上。他的爱人马惠芳正在给他包扎伤口，警卫员王保实守卫在旁边。

　　李步新见到我们，立即摆摆手，意思是叫我们快走，我看到满地散落的撕得粉碎的钞票和摆在他身旁大张着机头的驳壳枪，我顿时明白，他们已作好了最后牺牲的准备。

　　李步新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在皖南地方，开展地下党的工作，经过多少艰难困苦，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这时我们的心情难以言状。我们伫立在他身边，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看出我们的心情，便挣扎着坐起来，严峻地说： “眼前，最要紧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保存我们的力量!你们不能都在这里作无谓的牺牲，快设法走出去，这是组织决定!”

　　在苍茫的森林里，寻觅摆脱敌人的途径。天亮后，我们躲在深山谷里的一片水竹林里，不幸被敌人的搜索队发现了。

　　敌人像土匪一样，把我们身上的钱搜去了，幸好我还藏了一点没被搜到。接着，就把我们押到凤村的一个大祠堂里。这时，不断有被俘的被押来，大约聚集了二、三百人。

　　敌人的一个小军官，叫我们站好队，要把我们官兵分开。他们挨排逐个地询问，问到我的时候，我一口咬定是在新四军所在地的一个合作社当朝奉——站柜台的。因为我没有暴露身份，敌人才把我划在士兵队里。

　　敌人究竟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我边走边思考着，决心设法搞清楚，以便采取对策，绝不能引颈就戮。

　　押解我们的是川军一四四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对有不满情绪，于是一路上我便有意无意地同四川佬搭话，希望从他们的嘴里听到消息。

　　果然有一天，我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他们要把我们押到三溪去，移交给另一支部队。

　　路上，敌人给我们吃的饭，是用霉烂米做的，里面多半是糠、稗、砂子，加上无油无盐，实难下咽，吃了两天，浑身无力，两条腿就象坠了千斤石块，迈一步就出一身冷汗。那些伤病员就更加苦不堪言。

　　敌人看管久了，也就松了一些，路过集镇时，我也能拿出藏在身上的钱，趁空跑到店内去买盐、酱菜，偷偷地分给伤病员；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有的重伤病员倒在路边，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那时，沿途的许多店家对我们很同情，见我们去买东西，就匆匆包好食物，连钱一起塞还给我们。

　　一路上，我们时有零星逃跑的人。我当然也有这个想法，每过一道桥，每爬一个山坡，都留心着有利地形，甚至在集镇上买东西，都想趁人多溜掉；但是我又考虑到战斗刚结束，敌人正在疯狂地搜捕，要静待时机，万不可轻举妄动。

　　到了三溪镇，当我们被看押在镇南的东平殿庙宇时，东北军的一〇八师也押着被俘的从太平方向来到这里集中。被俘的人陆续增至千把人。那天，在被俘的队伍里，忽然看见了杜维佑。过去，我们大家常常在特委开会，常有工作联系，很熟悉。

　　在三溪，我们被四0师接管。这个师是的嫡系部队，以凶狠残暴地而臭名昭著。他们一接手，就对我们来了一次大审查，逐个地审讯登记。

　　我故意装肚子痛，磨蹭到傍晚，等敌人感到疲劳了，才去登记，敌人瞎咋唬一通，气势汹汹，我却沉着镇静地将编好的身世，又说了一遍。我本来身体瘦弱，加上沿途折磨，更加憔悴，敌人